日前，我拜读了由湖北名刊《今古传奇》刊载的王旭东老师的长篇小说新作《西伯利亚绯闻》，读毕掩卷，思绪翻滚，感慨万千。上世纪末，煤炭市场疲软，企业为寻找生机，将战略目光投向了尚未开采，地处黄河沿岸及吕梁偏远深山地区的霍西煤田，开始二次创业。于是，在已具备生活基础设施的老矿区，一大批矿工告别妻儿老小，背起行囊，赶赴到荒凉且贫瘠的吕梁山中，重竖井架，安营扎寨。这部13万字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座新建在荒芜深山里的矿山中。

矿山作家写矿山人得心应手。然而，在矿区土生土长的王旭东并没有按常理出牌，用浓墨重笔去塑造勾勒那群在地下挖掘太阳的矿工汉子们，而是另辟蹊径，以其独特细微的视角，捕捉到了新建矿井中的女工。在矿山，女工比比皆是，并不为奇。而作者笔下的女工群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她们全都来自矿山中的特殊群体——工亡家庭。毋庸置疑，这个群体在矿山中是弱势群体。这种家庭面临的窘境往往是没人没钱没能力，甚至还屡遭他人的嫌弃与小觑。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子女，大多性格乖僻不同于常人，既敏感又自卑且自负，这诸多特征几乎是烙印在他们性格中的共性。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一厢情愿地妄自揣测。那咱就不妨引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佐证：“邬兰知道了她们各自的背景，知道了她们的来龙去脉，心里多了一些底气。”邬兰是一个从陵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山妹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就连城市里应有的喧嚣哗闹和霓虹灯影都能让她感到幸福感爆棚。她为何一听到舍友的一些“说不出口”的囧事后，立马就有了底气呢？说白了，在她内心深处，也在不自觉地权衡着周边人的身价分量。当得知她们的囧事底细后，又觉得她们不过如此，甚至还没有自己洁身自好呢！于是乎，“小觑”她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尽管自己也没有活到“理直气壮”的份儿上。

小说中，无论是张苹的霸道与轻佻、原霞的自私与狭隘，还是刘富财的狂妄与猥琐，无一不是这个群体隐匿在内心深处要求突显自我存在感的具象化表现。这些行为追根溯源离不开其少亲缺爱的成长过程。他们任与生俱来的原罪发酵、疯长，并以此作为对抗他人和叫嚣公序良俗的武器，潜意识中早已把扭曲的心理当成了自我保护的铠甲。如何消除或削弱这种畸形心理，作者巧妙地借用书中杨刚对邬兰说的话吐出心声：“人性中的丑恶，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我们都应该用善来制约它。”早年间我就拜读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成长的疼痛》，讲述的也是工亡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王旭东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已非一朝一夕，他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和对“文学就是为弱者发声”的认知度，可见一斑。

《西伯利亚绯闻》将煤炭企业二次创业的艰难历程，依托合理的人物推演，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无疑是将那次变革，演绎得更典型化、更真实化、更形象化了，是那段艰辛经历展示给大众的一部力作，也更像是奉献给所有矿工兄弟的一幅缩小版再现矿山创业生活的长图画卷。王旭东不愧是文学底蕴深厚、生活经历丰富、笔锋细腻锐利的矿山作家。相信每一位亲身经历过那次变革的人，都会随着作者的笔触悲喜交加，深陷其中。

在合上小说的那一刻，我感觉鼻翼中和口腔后腭处，仍有淡淡的煤硫气息在弥漫着、游荡着，思绪依旧沉浸在矿山那种特有的黑色氤氲里，久久不能回归现实。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矿山人，并亲自参与了那个特殊时期二次创业的全过程，喝过井巷水、吃过大碗面、睡过大通铺、洗过浑水澡，深知其中的酸楚与无奈。《西伯利亚绯闻》中的各个人物走向和故事细节，读来都似曾相识。读着读着，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我也置身其中：那凛冽刺骨的寒风、单薄孤立的井架、狭窄低矮的巷道、四面透风的帐篷、浑浊不堪的洗澡水、荒芜贫瘠的山岗、淳朴善良的牧羊老农……多年以后，每每想起那个困苦时期的拼搏经历，感触依然是一言难尽，心底除了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还有心存余悸的回味萦绕。

（作者单位：汾西矿业贺西矿）